在功德林战犯管理所,沈醉和黄维、方靖(曾任十八军十一师中将师长、十八军副军长)、宋瑞珂(曾任第十八军一九九师师长)、覃道善(曾任第十八军十八师师长)等人分在一个学习小组。这个小组比较有意思:黄维等四人都属于陈诚的“土木系”,沈醉和组长董益三(原军统电讯处少将副处长)则属于“牛字号”,也就是特务出身。
“牛字号”得名于特务“特”字的偏旁,“土木系”则是因为陈诚起家班底十八军十一师,两个番号摞起来,就是“土木”。
(资料图)
熟悉那段历史的读者诸君当然知道,虽然军统也属于军队建制,正式人员也都有军衔,但是正规军的将军们一向瞧不起特务,认为他们的军衔纯属狗架辕猴拉车——乱套。
军统的军衔确实有些乱套,比如主持工作的副局长戴笠,在1945年3月8日才从步兵上校晋升为陆军少将,死后才追晋中将,但是他很早就挂着两颗将星,而他的两个副手郑介民和唐纵,则因为在“参谋本部”、“军令部”、“国防部”、“侍从室”“参军处”等部门有职务,而早早正授中将——戴笠以正授少将挂中将职务军衔坠机的时候,郑介民、唐纵、文强的正授军衔都比他高。
军统特务想混高级军衔很难,这是因为真正的军方大佬都不待见他们,除了胡宗南之外,没有谁肯跟戴笠和毛人凤交朋友。1935年正授中将,1936年加上将衔、1939年授二级上将、1947年授一级上将的陈诚,更是打心眼儿里瞧不起军统,总想找机会修理一下戴笠,戴笠面对咄咄逼人的陈诚,也只能退避三舍,告诉手下千万别惹这位“土木系”的老大。
在战犯管理所,“牛字号”当组长,四个“土木系”干将当学员(该小组人员调整过,沈醉去之前,董组长下面的四个人是梁培璜、陈长捷、林伟俦、黄维),再加上一个新来的沈醉,六个男人不是一台戏而是一锅粥,没过多久就打起来了。
打架的是学习小组组长董益三和黄维,同为“牛字号”的沈醉不但没帮“同事”董益三,甚至还希望看到黄维一拳把董益三撂倒。
沈醉的回忆录《战犯改造所见闻》和黄济人的《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对这场架都有记述,说法虽然不尽相同,但事件的导火索是一样的,那就是黄维写了一幅“龙游浅水遭虾戏,虎落平阳被犬欺”的对联,激怒了组长董益三。
据沈醉回忆,那幅对联被原太原绥靖公署第六集团军中将副总司令梁培璜看到,马上怒气冲冲地质问,然后就跟黄维吵了起来,正在午睡的董益三被吵醒:“拿起纸条一看,随手就向黄维脸部打了一耳光……那位组长既打人在先,黄维也就决心还击于后,只见他剑眉倒竖,怒眼圆睁,右手握拳朝对方脑门猛力击去。如不是梁司令官手疾眼快,把那位组长向旁边一推,那一拳落在头上不死也得重伤。”
黄济人的描述则是另一番景象:“董益三霍然翻身而起,箭步向前,重重打了黄维两耳光。黄维浓眉似宝剑倒插,胡须如弓弦横拉,猛一挥拳,朝董益三脑门击去。梁培璜眼尖手快,轻轻将董益三一拉,黄维一个趔趄,跌倒在地。待黄维从地上爬起,脸颊已是皮破血出了。”
黄济人的父亲黄剑夫(黄埔五期生,七十六军副军长,1950年1月在阆中投诚)是邱行湘的妹夫,论起来他得管邱行湘叫姑父,这件事应该是听邱行湘说的——黄济人采访过黄维,但肯定不会哪壶不开提哪壶,去惹这位不太好惹的老前辈。
沈醉作为打架事件的亲历者,但是并没有帮同为特务出身的董益三,反而盼着黄维将其击毙,这件事细说起来就比较搞笑了:尽管特赦后他们成了文史专员办公室的同事,但是在进入功德林之前之后,三个人的关系可是有些微妙的。
据沈醉回忆,在1949年和1950年,被捕的军统(保密局)将官级特务有上百人之多,他在战犯管理所和监狱见到过的熟人,有局本部军情处正副处长鲍志鸿、胡屏翰、张柏山,训练处正副处长郑锡麟、李修凯,电讯处副处长董益三,经理处长郭旭,总务处长成希超;也有外勤区站长如文强、章微寒、董士立、徐宗尧、邢森洲、岳烛远、黄毅夫、饶林、沈觐康、王乐坡、程浚、马策、毛宗亮、王一心、刘非、李俊才、陈旭东、刘茂欣、陈达、李人士、徐梦秋、袁晓轩、薛仁安、徐晋元、郭宗尧、曾坚、蔡慎初、李汉元、廖宗泽、何际元、东方白。
那些被抓的军统将军,并没有全部送到功德林战犯管理所,沈醉在1956年前也是在四川而非北京,后来才到功德林见到了周养浩、徐远举、廖宗泽、邢森洲、文强、董益三、岳烛远、黄康永、郭旭等二十几个“同事”——董益三和文强虽然已经到了正规军任职,但是战犯们自己“划线站队”的时候,还是将他们列为“牛字号”。
沈醉和董益三虽然同为“牛字号”,但是关系并不融洽,在功德林重逢,并没有“他乡遇故知”的亲切,先来的组长董益三,在沈醉面前的架子不小:“我们那位小组长更像老师对小学生一样:‘你的脸盆等物,以后便放在这里。他边说边指指那个架子的最下层一个空位。我也像小学生回答老师一样回答了一声:‘是!’”
沈醉在回忆录中常以“组长”代称董益三,可见心中不无芥蒂,特赦后文强和沈醉当选文史专员办公室学习组正副组长,董益三又成了他们的组员,沈醉多次提起董益三的组长身份,当然也有一点点翻旧账的意思。
董益三在军统时搞电讯,到了第十五绥靖区司令官康泽的司令部搞情报并在襄樊战场上被俘,可谓口袋比脸还干净,而沈醉被抓前就在兜里装了十两黄金,在云南关押期间,也有不少人给他送钱送物,这些东西是不会被没收的。
在战犯管理所,有钱的沈醉高级香烟一买就是几条,糖果也常备好几斤,徐远举和周养浩后来跟他重修旧好,也是吃他的嘴软。
沈醉看见满地捡烟头的董益三,当时也很奇怪:“除了王陵基的八万两黄金,郭旭一手提箱美钞属于公款应予没收外,凡带在自己身上的,即使也有些是公款,只要为数不太多,照样是归自己所有,自己要用时,仍可请求兑换一些使用。有烟帮助无烟、互通有无者,大有其人,董益三怎么会穷到拾烟头而无人接济的地步?”
一看老同事如此可怜,沈醉马上拿出一条“大前门(在当时绝对是好烟)”跑去送给董益三,没想到董益三一条不要,一包也不要,而且是毫不客气地推开。
看沈醉变了脸色,董益三才打开一包抽出一支,剩下的又扔还给沈醉。
这一个扔的动作,彻底激怒了沈醉,他二话不说,夹起那条烟就走,在云南元江被俘的“陆军总司令部副总司令兼参谋长”汤尧轻蔑地冷笑着告诉沈醉:“人家是学习组长,你送烟给他,不是想拉关系吗?”
沈醉恍然大悟,再看到低着头寻找烟头的董益三,就没了同情之意,估计他再抽烟,也要把烟头碾碎了才丢掉。
沈醉与组长董益三产生了隔阂,但是对黄维的评价却很高:“同组的原十二兵团司令黄维,此人是与军统一向不和的陈诚的亲信,一向孤僻成性,自命清高。他是陈诚最宠信的一个将领,虽然曾官拜联勤副总司令,却能做到一不贪污,二不请客送礼。这在当时,也算是难能可贵,所以他的儿女没有一个送往外国去读书的。”
其实像黄维和董益三那两种人,并不仅仅是功德林战犯管理所才有,董益三固然有被沈醉轻视的地方,黄维的做法,也不是全都值得称道:在内战中使用日内瓦公约禁用的毒气弹,这件事就是拿到海牙,他也说不出理去。
淮海战役结束之后,在战场上施放毒气的第十二兵团第十军军长覃道善等人被判处了死缓,就是因为黄维把责任都推给了下属,在交代材料中避重就轻:“催泪性瓦斯投掷弹和催泪性迫击炮弹,共二三十箱,据说每箱十二颗,可能悉数分配给第十八军了。当时是分配给各部自行掌握,其使用情形不明。”
覃道善从死缓改判无期,又从无期改判十五年,他和邱行湘等人一直对黄维耿耿于怀,在一次学习会上,邱行湘还当众揭了黄维“改名”的老底:“ 你在1938年春天去南京见‘老头子’,他送你一张照片,写上‘培我将军存念’几个字之后,你大喜若狂,明明‘老头子’是把你父亲给你取的别号‘悟我’写成了‘培我’,你却引以为荣,并且从那以后把你父亲给你取的名字不用而改用培我。你为了要想升官发财,连父亲取的名字都可以不要,而去用别人改的名字。你的气节在哪里?”
据说当时沈醉和文强听了邱行湘的话,都很不满意,文强(就是电视剧《特赦1959》中刘安国的历史原型),还下套送给邱行湘一个“吉野”的绰号:当时大家在看电影《甲午风云》,吉野一出现,文强就有意指着吉野问大家‘这个人像谁’,很多人异口同声喊出‘邱行湘’——笔者找了邱行湘历史照片,也找了吉野剧照,还真没看出多少相似之处。
董益三和黄维这场架打得蹊跷,沈醉的表现更是令人费解:他不但没有站在军统老同事董益三一边,为啥还有些期盼董益三挨揍?
直到事件平息之后,沈醉还愤愤不平,似乎在遗憾黄维那一拳落空,他还在对着汤尧大喊大叫:“谁敢打我一下,我就会奉还他两下。这两下,可能会像鲁智深拳打镇关西一样,叫他脸上开花!就是可杀不可辱!”
黄维当然不是镇关西,董益三也不是,甚至他们也都不是镇关西郑屠,但是通过这场乱套开始、蹊跷收场的打架,读者诸君也能看出沈醉的真实想法,同时也给我们留下了悬念:大家都知道“牛字号”和“土木系”水火不容,军统没落,就是陈诚联手CC(陈立夫陈果夫系)一起打压的结果,在两派激烈冲突的时候,沈醉为什么袖手旁观还有点幸灾乐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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